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她请亲朋好友帮我牵线搭桥包养,却被称为“破冰”

发布时间:2022-07-08 10:08:19 丨 浏览次数:

现场一片恐慌

在了解了我对婚外收养的研究后,很多人会问我,你是如何找到研究对象的?这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挑战。调查前,我看了深度调查记者涂巧写的《苦婚》,这是她在深圳“二奶村”卧底三个月所写的纪实文学。受此启发,2004年8月,我前往深圳皇岗口岸附近的城中村进行初步调查,那里居住着许多香港卡车司机或工人阶级的小三。

我在“情妇村”里闲逛了一个星期,陷入了绝望。学术道德要求我不能完全隐藏自己的身份,不能像屠乔调查那样卧底,缺乏社会经验让我很难“破冰”。我只能改变策略,通过网络传播我是情妇的消息调查,并请我的朋友和亲戚帮助我联系。

这时,一个表弟走了过来。她在广州上大学,遇到了各种各样的人,包括各种婚外恋、培养关系、熟悉情况的朋友。2005年8月末,她陪我去了广州,带我结交了各种朋友,结交了朋友圈。我跟着她在各种晚宴上敬酒,在夜店掷骰子喝芝华士舞,在小姐妹聚会上聊LV、雅诗兰黛和男人。几乎每天半夜12:00后才回家,有时甚至是晚宴-夜场-宵夜,熬了一夜。

虽然大部分时间都合不来,但还是靠表哥停酒接手。但是为了表弟,大家都对我客客气气,让我坐到一旁,还帮我介绍研究课题。只是在很多人眼里,有什么好调查,是不是太正常了。

在广州的第一个月,我完全不知所措和尴尬。我记得酒桌上有个男人说他可以用筷子喝汤。我表弟和他打了个赌。男人笑着说,如果你输了,你就跟我睡。我狠狠地踢了她一脚,告诉她不要再尝试了。夜景里闻到酒味的老板突然搂着我的腰说:“其实我挺喜欢你的,给你钱做个鬼脸,早上5点吃完宵夜,坐在一群醉醺醺的人中,疯狂地开车,仍然无法系好安全带。

我开始焦虑,担心自己根本无法完成博士论文的研究。我缺乏这个圈子的体能和社交能力,语言障碍被进一步放大——我只能听懂简单的粤语白话,他们吹水聊天时我常常傻眼,为了让我明白,有些人只会说不好的普通话破坏了气氛。虽然我认识了很多人,但我需要推进我的研究。我必须主动联系那些我在晚宴上遇到的陌生人。在联系我之前,我非常紧张,因为害怕被恶心和妨碍我私家侦探 ,尤其是潜在的受访者。例如,露西是我认识的第一个受访者。她是我表弟最好朋友的好朋友。我们第一次见面时加了QQ,

最可怕的是在黄埔。我和我表姐和不久前认识的阿蒙一起去庆祝她姐姐的生日。在她从小到大的好姐妹中,有四个离异,有孩子,还有已婚男人。每个人都在夜总会喝酒狂欢,直到午夜,然后去吃晚饭。在门口,他们遇到了阿飞的前夫,当地的“地大”(地头),他们纠缠不休。表姐想把阿飞拉开,却被一巴掌推倒在地。我变得焦躁和冲动,大声喊道:“你在做什么?” 我迅速拉着表弟离开现场,开到主干道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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喝多了的两个女人——表姐哭着喊着自己从来没有被打过,阿蒙情绪激动地停下车子,喊着哥们一起为我们讨回公道。拉不住表弟,也劝不了阿蒙。匆忙下车打了110,因为不知道具体地址,报警无效。当阿蒙发现我报警时,他非常生气,砰地关上车门,开车离开了。

清晨,在一条陌生的街道上,我脑海中不时闪过挥舞着拳头的黑衣人。我害怕,更担心阿蒙车上的表弟。她只能硬着头皮打电话给她在广州的朋友求助。最后,没有危险。表哥的朋友一个接一个地“救”了我们,但他给了我们一个教训:当地人打架有分寸,都是亲戚朋友,不会真的狠,都是外人。你太傻了,也许你不知道你是怎么死的。吓了一会。

后来,我慢慢意识到,在这次调查之前,我一直在努力掌控自己的生活——对自己负责,管理好自己的生活是现代社会理性个体的基本要求,而现在我进入了一个完全“失控”的世界。一方面,作为一个“局外人”,我在没有世界“文化资本”的情况下挣扎;另一方面,“失控”——失去对自己的控制——是我的受访者生活的世界的一个特征。

我只能试着慢慢放下我的“理智”,感受这个世界。在调研初期,我经常用“惯性思维”来“盘问”我的受访者,比如问他们“你以后打算做什么?” 和“你将来会做什么?” ——这些也是我稍后谈论这项研究的时候。问的问题。他们给我的答案往往是“我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”。

起初我以为他们不愿意告诉我他们的真实想法,所以我只是随口说出。直到后来,当我陷入他们的生活中时,我才明白这些答案的含义。规划未来需要掌握现实,而在一个“今天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”的世界里,“计划”往往是无效的。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在自己的生活中处于无助的状态,而是生活的方向充满了变数和不确定性,他们所期待的未来并不是一个现实的选择。因此,长远的规划往往是徒劳的投资,他们更需要的是一种“迫在眉睫”的应对能力。

谁是“情妇”?

什么是“第二任妻子”以及什么是婚外情并不容易界定。在媒体上,“小三”、“小三”、“情人”等词在媒体上几乎可以互换使用,但在现实中,人们往往有细微的区别。我和一个在汽车经销店工作的朋友聊天。他说他不想当情妇。有女朋友就好了 当我们想玩的时候,我们可以一起玩,当我们想在一起的时候,却回到自己的家;经济上的帮助,但对于普通家庭使用没有任何帮助。“有老婆当家,还有情妇,已经够烦了!” 他抱怨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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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对“小三”的定义采用“社会生成”的方法,让中介向我介绍他们认为的小三或照顾者关系中的人物,让这种社会认知渗透到研究中。他们介绍的对象在某些方面有相似之处:一般都是男方提供固定住所,提供家庭或负责女方的基本开支,关系比较稳定。而这些也不同于恋人、一夜情等其他婚外情。

婚外情(@视觉中国)

一个冬天的下午,我坐了将近两个小时的公交车,在广州市地图外的一个城中村和阿伦聊天。38岁的阿伦来自广西的一个小县城。十多年来,他一直穿着一件绿色的毛呢大衣。他和男友是浙江汽配销售员,住在一居室的公寓里,有一台19英寸的彩电,每月350元。机器是家里唯一的电器。男朋友每个月在广州呆两个星期,期间的所有费用都由他自己负责。不在的时候,他给阿伦800-1000元给家人。阿伦还存了一半寄给在家乡读书的儿子。阿伦谈起男友的好,说周围的人都说他们是公婆。聊天后,我请她吃五元一盒的午餐。她觉得太贵了,不好吃,说下次去她家给我做。

几个小时后,我和露西在广州上下九的仙宗林喝了奶茶,吃了甜点。26岁的露西是广州本地人。她戴着绿色的眼影和红色的嘴唇。她给我看了新买的古驰手机链。她谈到了几天前她在朋友聚会上遇到的那个男孩,并给了她一盒SK-II。的化妆品。Lucy 现在与一位来自香港的设计师合作,他每个月都会来广州度过两个周末。露西抱怨男友对她越来越差,要不是因为她答应过生日送她一个LV包,她都舍不得!

就这样,我在广州的“折叠空间”中穿梭,从叹息到习惯。由于种种限制,我的研究不能涵盖所有情妇的情况。比如我没有闯入官富商圈子,也错过了女大学生这群人。在我采访的情妇中她请亲朋好友帮我牵线搭桥包养,却被称为“破冰”,主要有四类:像阿伦这样住在城中村的打工妹,像露西这样的广州本地美女,还有曾经在夜店工作的姑娘,以及离开广州郊区的姑娘。有孩子的已婚妇女。他们都没有上过大学,跟着的是中小商人或工薪阶层的男人,但彼此之间却大相径庭。有时我会和广州的朋友聊起城中村小三的情况。比如家里没有空调,冬天给男人洗衣服冻伤了。

人们对情妇充满了想象,而这些想象往往带有年龄、阶级、性别和情感的单一预设。这种普遍的想象也影响了我的受访者,他们经常说:我和别人不一样。例如,“我们有感情”;例如,“确定后我会确认”;例如,“作为一个男人,我没有多少钱”;另一个例子,“我从不向他要钱。” 将自己描述为例外是他们“去污名化”的努力,在我看来,他们拒绝将自己的情感和生活归因于这些一维图像。

在我的研究中,我也把他们当成“例外”,收集他们生活的点点滴滴和他们眼中的“不一样”的碎片,将他们“还原”成复杂的立体人。我很快放弃了最初基于半结构化访谈的研究计划——半结构化访谈承载了我太多的预设。我问的女人不知道如何回答,而她们真正关心的女人我也不问。到达。我开始花很多时间和他们“混”深圳婚外情调查取证,做头发、美容、购物、喝茶、打麻将、泡吧、像女朋友一样八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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